《矛、盾漢武》：壟斷民生必需品、收稅「釣魚執法」，富強大漢背後的百姓血淚

文：王覺仁

從「鹽鐵專營」到「算緡告緡」

透過貨幣改革，漢帝國的財政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不過幾乎每天都在大手筆花錢的武帝劉徹還是感覺錢不夠花。錢永遠是不夠花的，下自普通老百姓，上至富有四海的皇帝，其實都一樣。

對政府而言，除了貨幣改革、「量化寬鬆」，還有什麼開闢財源的辦法呢？當然有，就是對���些暴利行業實施國家壟斷，由政府進行專營專賣。

在古代，最暴利的行業無非兩個，上文提到的冶鐵和製鹽，歷史上統稱為「鹽鐵」。古代是農耕社會，兩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屬於社會的支柱性產業，利潤極其豐厚，朝廷理所當然會盯上它們。

這一時代背景下，以著名財政專家桑弘羊為代表的一批理財高手，在歷史舞臺上登場亮相了。

桑弘羊出身於洛陽的富商家庭，打小就精於心算，擁有很強的商業天賦，從少年時代便介入家族的經營活動和理財事務，因而名聞洛陽。景帝末年，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被徵召入朝，擔任侍中。

古人的早慧有時真的讓人驚訝。我們的十三歲剛小學畢業，才上國一，但桑弘羊的十三歲已經擔任高階主管了。

由於和武帝劉徹年齡相仿，入宮後的桑弘羊相當於和武帝一起成長，自然形成親密的君臣關係。如今武帝要廣辟財源，身為理財高手的桑弘羊理所當然成為最得力的助手。《史記．平準書》便稱他「以計算用事」。

桑弘羊參與「計算」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鹽鐵專營」。當時參與制定這項財政政策的還有兩位高手，一個叫東郭咸陽，從政前是齊國的大鹽商；另一個叫孔僅，是南陽的大冶鐵商，兩人身家都在黃金千斤以上。武帝劉徹任命二人為大農丞，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專門負責「鹽鐵專營」；內朝官桑弘羊則做為朝廷經濟政策的總顧問，相當於首席經濟學家，和二人一起主導這項政策的制定與推行。

鹽鐵專營並非武帝君臣的發明，早在西周時期，便有不少諸侯國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不過並未做為根本性經濟政策。中國歷史上，最早將這一做法制度化並取得巨大成效的是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

一般而言，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只有賦稅。正是透過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對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進行管控，並以壟斷專賣的方式經營，才使得古代中國的政府收入在賦稅的基礎上又多了一項專營收入。

武帝劉徹和桑弘羊等人的經濟思想完全繼承自管仲：透過國家對��柱性產業的壟斷，獲得專營收入，從而為中央集權制度提供堅實的經濟保障。桑弘羊、孔僅等人提出「鹽鐵專營」的具體辦法，在鹽業方面，與當年的管仲相同，即招募民眾進行生產，註冊成為鹽戶；主要生產成本由鹽戶承擔，官府只負責提供「牢盆」（煮鹽器具）；然後由政府統一收購並實行專賣。

鐵業方面，他們則在管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加大國家壟斷力度，從原材料生產到成品製作再到商品銷售，完全由政府一把抓。中國歷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產製造環節並純粹以營利為目的的，這應該算是第一次。

雖然早在殷周時期，便有國營的青銅和鐵器作坊，但只局限於為貴族服務；另外，秦國的商鞅也曾建立國營兵工廠，但單純為國防服務。像漢武帝這樣，國家在根本性民生領域透過全方位壟斷進行牟利的做法，當屬首創。學界有種觀點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正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

當時的朝廷規定，凡是出產鐵礦的郡均設置鐵官，負責鐵礦冶煉、鐵器製作及市場銷售；即使不產鐵的郡，也要在縣一級設置小鐵官，專門負責銷售，從而建立起全國性鐵器專賣網點。

政策制定後，法令便嚴禁民間私自煮鹽、冶鐵及從事相關販賣活動，違者「釱左趾」——在左腳戴上鐵鎖，並沒收所有生產、銷售器具。

在孔僅和東郭咸陽的主持下，「鹽鐵專營」一經實施便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極大緩解漢帝國的財政危機，也為武帝的開疆拓土、連年用兵輸送源源不斷的經費。班固《漢書．食貨志》稱：「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短短三年後，孔僅便因功擢升大農令，一躍成為漢帝國的「財政部長」；桑弘羊則正式出任大農丞，即副部長。

然而，世間萬事都是利弊相生，孔僅和東郭咸陽畢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為國庫攫取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利用職務之便搞了不少權力尋租的勾當。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在財政系統中大量任用和安插鹽鐵商人。可想而知，這些集資本和權力於一身的「紅頂商人」，必然會在職權範圍內大肆牟利，從事權錢交易等各種腐敗活動。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漸趨混亂和敗壞。

「吏道益��，不選，而多賈人矣。」（《史記．平準書》）

政府官員的出身愈發駁雜，大多不是透過選拔任用，而由商人充任。與此同時，「國營企業」固有的種種弊端逐步暴露出來。據西漢桓寬的《鹽鐵論》記載，以鐵器的生產銷售為例，其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產品不符合市場需求。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官營企業生產的鐵器多是笨重不實用的大件產品，主要是為了趕工、湊數量、應付上頭，不考慮市場需求、不適合百姓使用。

其次，生產成本高，產品品質低劣。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

由於管理不善，缺乏監督，工匠都沒什麼責任心，不肯盡力。雖然投入的成本不低，但生產出來的鐵器大多品質很差，以致「民用鈍弊，割草不痛」——鐮刀的刀口都是鈍的，割草都割不動。

再次，「國營商店」服務品質差。

「器多堅，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

鐵器商品品質普遍不好，而且還不讓人挑選，甚至店員經常蹺班、櫃臺上沒人，想買都買不成。

「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有些百姓因為急用，只好浪費大把時間跑遠路去異地買，結果就是耽誤農時。

最後，商品價格昂貴，且利用行政權力強買強賣。

「鹽、鐵賈貴，百姓不便。」

食鹽和鐵器都由政府統一定價，因缺乏競爭，價格都定得很貴，老百姓買不起。

「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

那些家境貧困的百姓買不起官營鐵器，只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和手去耕作的地步；同時鹽也吃不起了，只能吃淡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

因價格昂貴，銷售不暢，鐵官無法完成任務，就會進行攤派，強迫民眾購買。

班固《漢書．食貨志》對上述現象也有記載：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一言以蔽之，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說白了就是「與民爭利」，只是強了國家，弱了百姓。

武帝劉徹想要締造彪炳史冊的豐功偉業，就必須付出代價；很多時候，老百姓就是那個「代價」。

西諺有云：財富就像鹽水，喝得愈多就愈渴。不論是對個體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這句話都適用。

貨幣改革和「鹽鐵專營」為漢帝國創造巨大的財政收入，卻依然無法滿足武帝對財富的渴望。箇中原因，首先固然是出於國家的現實需要；其次，恐怕是人性的貪欲使然。

上述經濟政策推出不久，經張湯一手策劃，武帝又頒布一項法令，對所有工商從業者徵收財產稅，稱為「算緡」。

古代每一千錢穿成一串，稱一緡。法令規定，所有工商業者都要主動向政府申報個人財產，每二緡為一「算」，徵收一百二十錢，稅率相當於百分之六。除了現金，實物資產也要徵稅。如馬車，以及長度五丈以上的船隻等大宗財物都要自行評估，折成市場價一併申報。凡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皆流放邊疆一年，並沒收個人財產。

乍看這條法令，百分之六的稅率似乎不高；只要求主動申報，沒有強行上門查帳，貌似挺人性化。

於是眾多納稅人便喪失警惕，出於人皆有之的避稅心理，或多或少都隱瞞

「富豪皆爭匿財」（《史記．平準書》）。

但人們沒想到，這項稅收政策的主導者是酷吏張湯——他操盤的事情怎麼可能沒有後手呢？當所有納稅人基本上都申報完後，朝廷立刻出臺一條新法令：凡是隱匿不報或申報不實者，一旦被告發，就將其財產的一半獎勵給告發者，另一半充公。這條法令就稱為「告緡」。

社會上很多窮人或潑皮無賴立刻發現一條一夜暴富的捷徑，紛紛起而告發，並且怎麼告都準——絕大多數富人都隱瞞了。

人們這才知道，原來之前的「算緡」純粹是朝廷「釣魚執法」——就等你乖乖上鉤呢！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誰讓你看不透張湯的手段，還敢偷稅、漏稅呢？

這下子，全國富人都遭殃了，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一轉眼就被官府和窮人聯手洗劫一空。如果你以為這是朝廷劫富濟貧，至少可以讓很多窮人過上好日子——那你就錯了，未免小看張湯。

「算緡」之後有「告緡」這一後手，「告緡」之後，張湯仍有大招，就是把「算緡」和「告緡」擴大化。一開始，朝廷的徵稅對象只是工商從業者——說白了就是針對富人；但洗劫完富人後，朝廷就把徵收財產稅的對象擴大到所有普通人和中產階級，包括那些剛因告發而暴富、到手的錢還沒捂熱的人。

同時，既然「算緡」的對象已經無所不包，「告緡」自然適用於天下所有人。

「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文獻通考．卷十四》）

這場嚴重擴大化的徵稅和告密運動，無疑在���帝國掀起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告，而任何人也都可以告發別人。

為了全面貫徹執行「告緡」法令，張湯從御史臺和廷尉寺抽調精幹人員，成立許多「專案組」，奔赴天下各郡國專門處理相關案件。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是張湯的得力手下，名叫楊可，也是酷吏出身。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都被告發了。「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產階層和富人階層幾乎全都破產。

如果把張湯視為這場「告緡運動」的代言人，「廣告詞」顯然可以這麼說：「我們不生產財富，我們只是財富的搬運工。」經過這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間社會的巨量財富就從百姓手中「搬運」到了武帝劉徹的國庫裡。朝廷到底搜刮多少民脂民膏呢？

班固《漢書．食貨志》中給出一組數據：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是一組很粗略的統計數字，但民間財富遭洗劫之慘烈程度已可見一斑。單看因破產而被沒入官府為奴的人數，就讓人十分驚駭。據估算，武帝時期的全國總人口約三千六百萬到四千萬之間，即使取最大值，也相當於每四個就有一個因「告緡運動」喪失自由民的身分，被打入社會最底層。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數千年中國歷史上，生活在武帝一朝的老百姓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當時的漢帝國仍然享受著「文景之治」的餘澤；除邊疆戰事頻仍外，絕大多數內地民眾大都能安居樂業。即便是生活在這樣的「太平之世」，也要動輒遭遇財富洗劫並沒身為奴的命運。更何況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動盪和戰亂之世，那些百姓的苦就更是難以言說了。

如果武帝一朝的「鹽鐵專營」政策導致國強民弱的局面，「算緡告緡」運動導致的結果則是國富民窮。

這個狂飆突進的大時代下，雄才大略、志存高遠的武帝劉徹駕駛著他的帝國馬車一路飛奔，而萬千老百姓就像是他身後揚起的漫天黃塵中，那一顆顆簌簌顫抖、不知將飄向何方的塵埃……

做為「算緡」、「告緡」運動的主要策劃者，御史大夫張湯自然成為大漢百姓千夫所指的對象：

「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資治通鑑．漢紀十一》）

張湯固然可恨，但他只是一隻獵犬；如果不是那個掌控一切的獵人在背後驅使和授意，光憑一隻獵犬又能做什麼呢？也許正是意識到這場財富洗劫運動招致太大的民怨，同時意識到所有民怨最終都會越過張湯集中到自己身上，沒過多久，工於權術的劉徹就做了一件大多數帝王都會做的事，就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酷吏出身的張湯儘管曾權傾一時，在帝國的政治舞臺上翻雲覆雨，最終也沒能躲過歷朝歷代所有酷吏的共同歸宿，就是——身敗名裂，政息人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矛、盾漢武：盛世下的國強民乏》，時報出版

作者：王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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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雄主的豐功偉業，代價卻是耗盡天下民力。

從內政、用人、軍事、財政、外交，全面理解漢武帝執政半世紀的功過得失。

漢武帝劉徹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執政期間北伐匈奴、經略西域、南平兩越、東定朝鮮，先後將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嶺南、閩越、東北、西南等地納入中央直接管轄，極大地拓展古代中國的疆域。

然而漢武帝為了實現心中偉業，付出的代價幾乎與創造的功績一樣巨大。對外平定匈奴、開疆拓土，對內穩定經濟、統一幣制，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司馬遷、蘇武、汲黯、公孫弘等世間不可多得的人才都在其任內出現；但同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四處征戰，為了充實國庫，頒布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如算緡告緡，讓「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礎消耗殆盡；晚年甚至殘暴用刑，迷信巫術，讓酷吏當道，直接導致「巫蠱之禍」，最終太子劉據兵敗自殺。所幸透過《輪臺罪己詔》幡然悔悟與改弦更張，讓危機重重的大漢帝國漸漸恢復安定。

對於武帝的功過評價存在千古爭議，同一個人卻有不同面孔，時而英明睿智，時而城府深沉，時而浪漫至情，時而荒誕殘酷。班固《漢書》說武帝雄才大略，司馬遷《史記》以「沒說」說了許多，司馬光《資治通鑑》則批評他「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本書透過一樁樁歷史事件，以不同角度��視，詳看一個恢弘壯闊、突飛猛進的大時代，以及漢武帝冠於百王和複雜多變的性格！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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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冠維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