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漢武：盛世下的國強民乏》：「以霸王道雜之」的新穎儒學，就此置換了帝國的靈魂

文：王覺仁

帝國靈魂的變革：儒學登場

建元元年（前140年）十月（此時仍用秦曆，以十月為歲首），劉徹頒布即位後的第一道詔書，在全國範圍內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且親自主持策試，策論題目是「古今治道」，即探討古往今來的治國之道。這個大題目下，劉徹提出事關國家治亂興衰的一系列問題：

五百年來，無論是高居廟堂的君王，還是草澤鄉野的有識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萬民；為何最後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都說三代受命於天，有什麼證據？

世上災異不斷，是什麼原因？

人的壽命有長有短，品行有好有壞，又是為什麼？

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樸的風氣，法令能得到有效的執行，百姓安居樂業，官員清正廉明，刑罰減輕，奸佞改過，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要實現這一切，朕該怎麼做？

劉徹知道這些至大至深的問題，答案肯���是言人人殊、見仁見智，他不指望得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答案。拋出這些問題，只是想讓對策者們借題發揮，各自亮出思想觀點。真正的目的是透過此次策試，讓不同學派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匯聚成一股有聲有勢的政治思潮，衝擊日漸僵化的黃老思想，為即將進行的觀念革命與制度改革搖旗吶喊。

這既是輿論上的造勢，也是對舊有意識形態的火力試探。除此之外，劉徹當然希望透過這次策試，從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國理論。詔書頒布後，各地共推舉一百多位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其中既有儒家學者，如轅固、公孫弘等人；也有法家、縱橫家等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嚴助、馮唐等人。而所有參加策試的人中，最令劉徹激賞的莫過於大儒董仲舒了。

董仲舒，廣川（今河北省景縣廣川鎮）人，從少年時代起便研習《春秋》，為學精嚴專純，心無旁騖，有「三年不窺園」之說（長年在書房中專注於學，乃至不往花園裡多看一眼）。其門下弟子眾多，許多人無法得其親授，只能從師兄處間接問學；雖恭列門牆，卻連老師長什麼樣都沒見過。景帝在位後期，董仲舒的聲望已遍及朝野，景帝慕名將其徵召入京，立為「博士」。此次策試，董仲舒便是以博士身分參加。

看完董仲舒的策論，劉徹頓覺耳目一新，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漢書．董仲舒傳》）

劉徹迫不及待下了第二道詔書，希望董仲舒進一步闡明儒家的治國思想。董仲舒不負所望，立刻揮毫，呈上第二道對策。劉徹看完之後意猶未盡，遂再下詔書。很快，董仲舒又呈上第三道對策。如此三問三答，總算讓劉徹對儒家的政治哲學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後呈上的三道策論，則被後人稱為「天人三策」，從此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綜觀董仲舒的三道對策，核心思想不外乎三個：天人感應、禮樂教化、大一統。天人感應就是說上天是人間的最高主宰，具備賞善罰惡的能��。若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無道，上天就會降下災禍示警；倘若依舊執迷不悟，上天必施以嚴厲懲罰，使其敗亡。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

很顯然，這是典型的神權政治理論。前提是「君權神授」，就是把帝王視為上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從而賦予其至高無上的特權和統治萬民的合法性。只有當這個代理人違背上天意志時，其特權與合法性才會被剝奪。

「天人感應」的學說，首先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但與此同時，也對君權形成某種程度的制約，令統治者不敢為所欲為，而有所忌憚、心存敬畏。儘管對於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這種內在的道德約束很微弱；即便帝王不把它當一回事，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把它做為一種理論批判的武器，盡最大努力對統治者進行輿論監督，從而限制其對權力的濫用。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要防止當政者濫用權力，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不過，指望古人在二千多年前設計出一套科學制度來約束統治者，顯然是一種苛求。從這���意義上說，古代思想家透過「天人感應」學說迫使帝王心存敬畏，就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制度約束與道德約束並重，二者相互補充。如果受到歷史條件限制，使前者不可能實現時，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盡量保有後者。其實，最可怕的不是二者當中缺了哪一個，而是制度約束與道德約束的雙雙缺位。

董仲舒的第二個核心思想就是「禮樂教化」。眾所周知，「禮樂」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禮」最初是指祭祀時的器物和儀式，到周朝時，則衍生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範；「樂」的本義是音樂，和「禮」並稱時，即泛指宗法社會中人人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

按照董仲舒的說法，帝王如欲實現天下大治，就必須對臣民施行禮樂教化。他說：

「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漢書．董仲舒傳》）

「道」是實現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仁、義、禮、樂都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古時候，聖賢君王雖已去世，但子孫長存，且天下仍可太平數百年，都是禮樂教化之功。老百姓都是追求物質利益的，這是亙古不變的人性，就像水總是往低處流一樣；倘若不以教化做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氾濫。古代君王明白這個道理，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首務：在京師設立太學，以教化全國；在地方設立各級學校，以教化城鄉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導民眾，用義的精神砥礪民眾，用禮的規範約束民眾。只要做到這一切，就算刑罰很輕，犯罪現象也會很少。禮樂教化一旦推行開來，民眾素質就會提高，社會風氣也會變好。

董仲舒所言，深得劉徹之心。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而每個時代必然都要尋求合適的應對之策來解決問題。

戰國之際，群雄爭霸，秦國為了自身的強大並最終一統天下，就必須採用嚴苛猛厲的法家思想。大漢立國之初，民生凋敝，為了安養天下，就必須採用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而劉徹即位之時，時代條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表面上看，漢家天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但就像司馬遷所揭示的，數量龐大的權貴階層已然崛起，既得利益群體既包括暴富的商人和地方豪強，也包括皇親國戚和公卿百官。

他們一方面聚斂財富、兼併土地、橫行鄉里、魚肉百姓，一方面奢侈縱欲、揮霍無度、不守法紀、僭越犯上，破壞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給社會安定造成嚴重威脅。此情況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禮治思想及其相應的尊卑等級觀念，就是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見到「天人三策」那一刻起，劉徹已經暗下決心——必須把儒學做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治國思想。

董仲舒的第三個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統」。大一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指國家必須建立政治中心，也只能有一個中心，全國都要統一於這個政治中心。董仲舒的思想中，大一統包括三個層面：一、反對諸侯分裂；二、加強中央集權；三、全國思想統一於儒學。簡言之，就是領土的統一，政權的統一，人心的統一。

很顯然，這個大一統思想，正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的。

自高祖劉邦分封諸侯王的那一天起，大漢帝國便已埋下分裂和動亂的隱患。誠然，高祖採取封國制的目的是讓宗室子弟鎮撫一方、拱衛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樣因孤立而敗亡。但隨著時間推移，諸侯勢力日益發展，與中央的離心力便逐漸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於秉承黃老清靜無為的治國理念，中央對日漸強勢的諸侯王採取姑息遷就的態度，分裂割據的態勢進一步加劇了。

七國之亂便是上述隱患積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大爆發。雖說叛亂很快被平定，但不意味著各諸侯國從此沒有與漢朝中央分庭抗禮的野心。劉徹即位時，這種分裂與叛亂的危機仍然存在。倘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諸侯王的問題，無法從制度上削弱諸侯力量，加強中央集權，劉徹繼承的大漢帝國就不可能安如磐石，帝位自然不會穩固。

此時的帝國提倡並推行儒家「大一統」的政治觀，是理所應當、勢在必行之舉。全面貫徹這樣的治國理念，首先要做的當然是把儒家思想推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春秋》的大一統思想是天地之間的大道，古今不變的大義。可當今之世，各種學說的師承不同，所持的見解各異，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國方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執政者找不到統一的方向，致使法令制度屢屢變更，令臣民無從遵循。凡是不在六經（儒學的根本經典《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範圍內、與孔子思想相抵觸的學說都應該禁絕，不要讓它們和儒家思想並立於世。這些異端邪說滅絕了，國家的綱紀才能統一，政令才能明確，民眾才能切實遵守。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最後的這段總結陳詞，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事後來看，漢武帝劉徹接受這項提議，全盤接受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理念；進而在數年後時機成熟，自上而下地掀起一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運動；最終將儒學定於一尊，確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

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是劃時代的一頁。從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政治舞臺，不但一舉奠定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而且把這個地位牢牢保持二千年之久，從而塑造中國文明的基本特徵與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並在此後的二千多年中，深刻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

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其實相當程度上經過了改造，並非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學，而是明顯雜糅了「陰陽五行」、「刑名法術」等其他學派的思想。尤其在一些根本性原則上，董仲舒極大地吸收法家的思想理論。

最典型的莫過於耳熟能詳的「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君要做臣的表率，父要做子的表率，夫要做妻的表率；同時為臣、為子、為妻者，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這一君權社會的倫理準則，顯然與人權平等的現代社會絕不相容。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人，普遍把「三綱」視為孔子的思想主張，因而對儒家口誅筆伐。

這是莫大的誤解。最早提出這一主張的是法家，不是儒家。如韓非所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這是單方面強調弱勢一方要對強勢一方盡義務，而無視了弱勢者應有的權利。

反之，孔子對此的表述卻和韓非截然不同。他說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盡到君的職責，臣才要盡臣的職責；父要盡到父的職責，子才要盡子的職責。在此，權利與義務完全對應，彼此更像是契約關係——君、父所承擔的義務，正是臣、子所享有的權利；同樣，臣、子所承擔的義務，也正是君、父所享有的權利。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相當於破壞契約；臣當然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正是在孔子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才會提出「民貴君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制約君權的民本主義思想；荀子才會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等充滿獨立人格精神的觀念。

然而到了董仲舒，權責對應、道高於君的觀念卻被尊卑等級、君權至上的觀念取代了。他認為君主像人的心臟，而臣民就像身體：「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由這種尊卑主從關係出發，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

心想要的，身體就必須滿足它；君主想要的，臣民就必須順從他。

同時，董仲舒《春秋繁露》說：

「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

為子者就要向父盡孝，為臣者就要向君盡忠，這種「以下事上」的道理和天尊地卑一樣自然，絕對毋庸置疑。

如此強調義務的單向性並將之絕對化，顯然已經背離孔、孟之道，和韓非的法家思想合流了。韓非的最核心思想就是要調動一切手段（法、術、勢）強化君權，實現君主利益的最大化。而強化君主威權上，董仲舒也繼承韓非的思想。他認為「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而「威不可分」，因為「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即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和壟斷性。君主治國一定要「立尊卑之制，等貴賤之差」（《春秋繁露》）。

漢武帝劉徹「獨尊」的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過「儒法合流」的儒學，從他開始，延及兩漢，乃至在此後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實際操作時運用的卻是法家的「霸道」和權謀之術。

這就是所謂的「外儒內法」、「儒表法裡」。用日後漢宣帝劉詢的話來說，就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矛、盾漢武：盛世下的國強民乏》，時報出版

作者：王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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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雄主的豐功偉業，代價卻是耗盡天下民力。

從內政、用人、軍事、財政、外交，全面理解漢武帝執政半世紀的功過得失。

漢武帝劉徹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執政期間北伐匈奴、經略西域、南平兩越、東定朝鮮，先後將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嶺南、閩越、東北、西南等地納入中央直接管轄，極大地拓展古代中國的疆域。

然而漢武帝為了實現心中偉業，付出的代價幾乎與創造的功績一樣巨大。對外平定匈奴、開疆拓土，對內穩定經濟、統一幣制，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司馬遷、蘇武、汲黯、公孫弘等世間不可多得的人才都在其任內出現；但同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四處征戰，為了充實國庫，頒布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如算緡告緡，讓「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礎消耗殆盡；晚年甚至殘暴用刑，迷信巫術，讓酷吏當道，直接導致「巫蠱之禍」，最終太子劉據兵敗自殺。所幸透過《輪臺罪己詔》幡然悔悟與改弦更張，讓危機重重的大漢帝國漸漸恢復安定。

對於武帝的功過評價存在千古爭議，同一個人卻有不同面孔，時而英明睿智，時而城府深沉，時而浪漫至情，時而荒誕殘酷。班固《漢書》說武帝雄才大略，司馬遷《史記》以「沒說」說了許多，司馬光《資治通鑑》則批評他「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本書透過一樁樁歷史事件，以不同角度檢視，詳看一個恢弘壯闊、突飛猛進的大時代，以及漢武帝冠於百王和複雜多變的性格！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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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冠維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