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厄普代克書評：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著卡夫卡超現實的夢幻特質

文：厄普代克（John Updike）

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

黄仁宇的《一五八七：無關緊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耶魯出版，定價為一九・九五元美金）是一本非常奇特的書，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然而又有一股說不出的平淡氣息，就像是構成本書基本題材的明朝官僚體系的成員。版權頁顯示這本書在中國也有出版，書名叫做Wan-li Shih-wu nien（《萬曆十五年》），由「Chung-hua shu-chu, Peking」（北京，中華書局）發行――要是比較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主管所核定的新（古怪）音譯法，那就叫做Wanli Shiwunian，出版者是「Zhonghua Shuju Beijing」。

黄教授生於中國大陸，目前已歸化為美國公民，在我國各大學及學院教授中國歷史長達十六年，雖然他的書一開始就按照美國學術出版品友善的文體，來一陣令人窩心的開場白——包括獻詞「獻給格爾」、用一頁半讓作者對他「非常非常感激」的種種協助表達謝意、以及《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編者之一富路特教授（Professor L. Carrington Goodrich）所寫的一篇明快活潑的序言——但作品本身卻讓讀者一頭栽進了明朝的世界裡，彷彿讀者已經知道什麼叫做「四書」、文淵閣和錦衣衛如何運作，當然，還有最後推翻明朝的滿州酋長就叫做努爾哈赤。

黃先生習慣稱「我們的」帝國，有時候甚至還說「本朝歷史」，讓人看得滿頭霧水。他心目中的讀者似乎是中國人，恐怕也難怪他要很費心說明西方及現代的類似事物是什麼。在序言裡，富特路教授恐怕也是對同樣的影子讀者突然保證說「我們絕對不能因爲這些敘述就相信，不管當時或以後，全體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揚棄過去所有的經驗，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模仿西方，藉此彌補浪費的光陰。」

這個反面的保證——黃先生著重於六個歷史人物，藉此描繪明朝衰敗中的一刻——形成一種控訴，而控訴的項目——簡單地說，是帝國官僚體系對傳統和穩定的堅持扼殺了開創性，也造成了不公平——顯示出對於西方文獻中的美國憲法所體現之個人自由和法律程序的理想，有一種深表讚許的熟悉。社會瀰漫著泛道德的儒家原則，他的分析以此爲背景，來對比法制和私利：

縱然充滿了道德的口吻，這個體系永遠擺脫不了它權威主義的特質，因為社會壓力取代了正義，總是由上而下運作。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任何人只要能背誦「四書」裡的詩文，就比一個以私利為動機的人更開明……由於政府採取了激烈的手段來實施罰則，對於維持民法卻毫無興趣，因此村莊的領袖只在乎禮節和社會地位，村民事實上根本得不到任何法律服務。從來沒有任何人清楚說明他應有的權利。

對於這個令人遺憾的情況，他提出了清楚明確的理由：

仁學附帶著對親屬關係和儀式的投入，作為中國社會統一的力量，隨著社會在文化水平上的進步，已經變得越來越沉重了。我們在看待仁學的長期發展時，必須根據下面這個事實：因為帝國幾乎是在青銅器時代以後，馬上就統一了，因此地方制度和風俗習慣一直沒有機會發展成為民法。

簡單地說，是成功毁了中國；「個人的角色徹底受限的一個高度形式化的社會」太快速成形。黄先生以傳記來達成這些結論；他引述一個文官政府所留下的龐大檔案資料（這個體系下沒有丞相，因此皇帝的首席文學侍從，或稱為「首輔」，是實際上的國家領導者），敘述菁英階級中少數幾個才氣縱横的人，是如何和文官體系内在的侷限掙扎對抗。

一代名將戚繼光在萬曆十五年末過世，他生前把帝國數量龐大但其實積弱不振的軍隊重新振興起來、獨力制定軍事程序、發明新的隊形和技術、戰勝沿海的倭寇和北方蒙古的騎兵部隊，使軍心大振；然而由於鼎力支持他的張居正過世，死後又遭到清算，這位偉大的戰士也被貶官，最後終於遭到參劾而被免職，死時貧病交迫。

武官——一個幾乎完全世襲的階級——被認爲是僅僅是技術人員，得不到「以中庸之道爲處世的原則」的文官所信任。在帝國官僚體系以外的權力基礎都必須加以縮減，雖然「陽曆一五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清晨，將星西殞之際，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同樣在萬曆十五年過世的，還有傳奇性的人物海瑞，一位正直到近乎狂熱的官僚，他膽敢公開上奏疏（這個字的意思類似備忘錄），指責嘉靖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海瑞身處在一個表面虛僞矯情，其實貪污納賄的階級裡，在擔任應天巡撫時，強制實施儉樸，甚至要求廢除公文在文後的留白。

然而他的銳意改革，使他很快就和農業的保守主義有所抵觸，被迫辭官賦閒十五年，後來終於再度復起，卻只是擔任一個清閑的官職。「接近��五八七年年底，亦即萬曆十五年丁亥的歲暮，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們再也用不著去爲這位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第三位無法在這個體系中找到出路的造反者是哲學家李贄，他對經典做出長篇大論與「反覆無常」批評，其中暗暗顯示出平等主義的思想，他和中國當下的統治者在這方面的志趣相投，但他並沒有眞正打破將他陶冶成人的菁英及儒家思想根據。黃先生認爲，「他的著作留下了一分詳盡的記錄，使我們有機會充分地了解當時思想界的苦悶。沒有這些著作，我們無法揣測這苦悶的深度。」

其他對於苦悶的研究則是以張居正及申時行這兩位內閣大學士的爲官生涯爲題材，他們試圖管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而過度擴張的帝國的種種繁雜事務，卻處處受制於超自然教育的禮儀；兩人基本的職務是讓「本朝按照聖經賢傳的教導辦事」：

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祕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而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動為天下作出表率。

描繪最生動的莫過於神宗皇帝本人，在書中以其年號稱爲萬曆，注定要成爲明代歷時最長的一朝，可是在一五八七年，不到十歲就登基的他還是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萬曆是個早熟而有責任感的孩子，對於皇帝在義務上必須進行的繁文縟節，他總是甘之如飴，同時還要學習書法、歷史和經書。除了像親耕、祭天地、祀祖廟以及向全國臣民頒行日曆之類的季節性儀式之外，每日的早朝更需要皇帝出現才行。最後這種儀式乃高度形式化，而且天不亮就開始舉行，過去的皇帝一直深以爲苦，而萬曆之前的幾任皇帝，包括他那位對朝會毫無興趣的父親隆慶皇帝在內，往往不當一回事。

萬曆成年以後，早朝已經省簡不少，但即使如此，他也覺得太過沉悶無聊。從小就穿上龍袍的他，一直沒什麼玩伴，也沒玩過什麼遊戲；十歲那年，他已經培養出對書法的愛好，但卻受到抑制。他的老師，也就是首輔張居正，勸誡他說陛下的書法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書法總是末節小技。自古以來的聖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藝術的精湛，對蒼生並無補益。」

後來萬曆又喜歡上騎馬、飲酒和「女色」，文官集團也表示反對，不過此時皇帝已經比較不受管束。萬曆在十六歲大婚，二十歲（因爲妃子）作了父親，他又愛上了另外一位妃子，這個十六歲的少女鄭妃機智聰明，萬曆一心想立鄭妃的兒子而非皇長子爲太子，導致他和臣僚疏離了幾十年。他拒絕舉行早朝或任命官員，整個國家也就慢慢陷入混亂。

御宇之初，他就顯示出積極創造的徵兆，以及對統治眞正的興趣。一五八五年發生乾旱，萬曆「命令各個地方官求雨無效之後」，決定親自在距離宮門四英里的天壇舉行祈雨儀式，並且徒步前往，而不坐轎。北京「這些幸運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親眼看到了當今天子。」老天終於降下甘霖，雖然已經過了一個月。在這段期間，萬曆親自操練兵馬，而且四度帶著聲勢浩大的隊伍到北京近郊視察自己的預築陵墓所在地。這些皇帝冒險精神的展現，驚動了文官們，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規勸性的議論，「本來應該是很愉快的小事遊憩已經全無樂趣之可言。」

在明朝年間，「皇位成爲一個高度形式化的制度，任何一個有思考性的人，在龍椅上都會坐立不安。」作爲一個吸引天命的避雷針，這個政府的最頂端基本上必須一動也不動。早朝後舉行漫長的經筵日講中，如果皇帝在講課時偶然把一條腿放在另外一條腿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問道：「為人君者，可不敬哉？」像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直到皇帝恢復端坐的姿勢爲止。皇帝會飲宴作樂、無心政事，其實不足爲怪；儘管一心想要在皇帝的角色上表現魄力，卻受到系統性的壓抑，萬曆會消極怠工、又有耳語說他整日和鄭妃一同吸鴉片，也就沒什麼可驚奇的了。

在這種強調文化內省的時代，我們應該感激黃先生提供一分對衰敗的研究。如果由可替代的細胞所構成的有機組織爲什麼會由衰敗邁向死亡，都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國家和文明爲什麼會衰亡，就更是無法解釋了。照理說，人類每一代的基因才能應該是平等的；梅爾維爾說過，「相信我，朋友，這一天在俄亥俄河兩岸出生的人，不會比莎士比亞差到哪裡去。」

沒錯，有些皇室血統是天生的衰弱，梅羅文加王朝就是一個例子；但是萬曆皇帝或他的內閣大學士都不是無能之輩，這些大學士幾乎完全是靠學術上的表現才能被延攬進入內閣——這是知識階層所構成的文官集團，以菁英領導集團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標準篩選出來。因此他們的癱瘓具有超乎其本身的因素，問題在於他們所極力維繫的文化有機組織。國家和個人不同的地方在於，因應其產生環境中的某些因素演化之後，國家本身就成爲一個環境，任何進一步的調整，都會受到抑制。

黃先生告訴我們，明朝主要的特徵是「仰賴意識型態來作爲統治工具，無論在強度和規模上，這在許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歷史上，動亂的時代總是和穩定及停滯的年代絲毫不差地交互輪替，馬可波羅友善的東主忽必烈汗所建立的蒙古王朝壽命甚短，在經歷一段時期的動亂以後，由明朝取而代之，號稱是要恢復中國農業社會固有的儉樸風氣。建立明朝的「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爲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爲人民的公僕。」

無論在任何一個層次上，都必須把私利和公共道德之間的差距減到最低。文官集團的人數大幅縮減，每一個鄉村都要進行自治，內設「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爲村中耆老仲裁產業、婚姻、爭鬥等糾紛的場所，後者則用以表楊村民中爲人所欽佩的善行。」內閣大學士的職務原本是把皇帝的詔誥重新改寫爲優雅的文體，但本朝僅有的三位丞相都爲太祖洪武皇帝所殺，政策的決定就落到了大學士身上。

到了一五八七年，明朝開國已經過了兩百年，開國時所提倡的風氣漸漸消退，帝國相當烏托邦的體制也淪爲虛妄；皇帝被他本身的角色神袐、啓迪人心、而又非個人的面向弄得動彈不得；文官集團滿腦子只想貪賄和靠順從來自保；國家在戰爭行爲與和平執政上的革新，就算不是全然不可能，也受到謹慎和惰性的拖累，最多只能算是曇花一現的插曲。

現狀的邏輯是抗拒科技（即使中國可能是火藥的發明者，但在明朝十六世紀末期的戰事中，火藥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和國際貿易；歲入和補給在國內的流通和交換，是以最低程度和最短距離的運送爲主，這種簡單粗淺的原則根本無法應付整個帝國不斷變化的複雜事務。兩個無情的因素——人口的累積和革命時刻的倒退——讓這個開國的意識型態變得十分沉重，黃仁宇最後表示，到了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晏安耽樂……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都無關緊要了。

雖然美國的讀者可能會想像明朝的理想——一個無私的文官體系、一群自律的臣民、一個透過講話來統治的完美領袖——和毛澤東所統治的中國有哪些雷同之處，但黃先生並沒有提到明朝和現代中國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我們還沒看到這個古老國家目前的政府，要如何調和首輔申時行所謂政府「公認的道德理想」的陽，和「不能告人的私欲」的陰，這也是世界舞臺的一個大問題。回過頭來，我們自己這個革命性、最初以清教徒精神的農業立國的國家，開國也已經兩百年了，公認的道德理想再度成爲顯學，溫文有禮地召喚我們重新回到亞當．斯密的儉樸精神。

我國的開國元勳表示，開明的自私會產生一個國家，這種開明與明朝在調和折衷的精神下造成的那種由國家所支持的開明及實際上的權力分散，差別在於重點的不同，而非種類的相異。每一分社會契約的核心，多少都存在著一些私有善和公共善之間的拉鋸，無論如何去化解，都只是暫時性的。美國的個人主義的惡果，似乎已經出現在我國亂丟垃圾、破壞公物、任意掠奪，和各大城市貪婪的建築，還有城市與城市之間嘎然中斷、破敗荒蕪、難登大雅之堂的不規則蔓延。目前顯然是需要做一點泥土占卜來加以調和。

至於明朝，黃先生本來可以懷著比較大的同情，把他們的衰亡的原因歸咎於週而復始的浩瀚歷史，以及在全球獨樹一幟的文化延續性。和蒙古人一樣從北方南侵的滿州人，推翻了明朝；他們可以強制人民留髮辮，卻不能說服漢人停止給女人裹小腳，而且——苟延殘喘多年之後，終於在一九一二年走到了終點——還被漢人同化。

《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著卡夫卡超現實的夢幻特質，宛如他那篇美麗而令人苦悶的短篇小說故事〈中國長城建造時〉。書中描述長城是一段一段蓋起來的，謠傳說無邊無際的長城還留了不少缺口，而奄奄一息的皇帝派出了使者，雖然日夜兼程，卻永遠到不了最外頭的大門。「就這樣，」卡夫卡筆下無名的敘述者說，「我們的人民對皇帝既絕望又充滿了希望。他們不知道是哪個皇帝當朝，甚至連朝代的名稱是什麼，也還存著疑問。」

（本文原文為厄普代克所著 “The Long and Reluctant Stasis of Wan-Li” ，原載The New Yorker, 0ctober 5, 1981, pp. 182-191. 由楊惠君中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聯經出版

作者：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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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遠、跨時代的大歷史啟蒙
一代歷史學者黃仁宇經典之作

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卻呈現帝國走向喪敗的癥結，也是黃仁宇旋風的起點。

兼具文學性與大歷史觀的經典之作
《萬曆十五年》是史家黃仁宇最著名、流傳最廣的著作，也是他大歷史觀主張的宏觀展現，一面探討歷史，一面檢討近代中國的處境，見微知著，從零碎事件書寫起，再整合所有元素，建立開闊、長遠的視野。不同於其他史書，除了豐富史料，他的筆法通俗，極富戲劇性，生動探討人物內心所思所想，將冰冷的歷史事實生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何以細枝末節的數件小事，卻顯露了中華帝國的衰頹？
黃仁宇以前所未見的獨特視角，開啟書寫中國史的新風貌。他探問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間所發生的數件微不足道之事，展示出中國傳統的禮教道德，如何綑綁思想制度的革新、箝制帝國腳步、消耗殆盡創新的能量，而當中國在僵化中走向衰亡，西方則在變動中進步神速。

跨世代、跨國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一本書出版後風靡中、英文世界，不被時代淘汰，必有其特殊之處與意義。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乃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愛護，改變了人們對一個朝代的詮釋，啟發了多少歷史研究者、愛好者，其力量跨越世代與國界，迄今仍生生不息，持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本書中文繁體版於一九八五年首度在臺出版，如今在四十年後由黃仁宇兒子黃培樂（Jefferson Huang）授權聯經再度印行，經過重新排版校對，增補配圖，並列為聯經版「黃仁宇文集」之首，此書中黃仁宇對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獨到解析，將因此而繼續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