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暗夜傳燈人》：三十年政治犯，太不人道了！這政府總不至於這樣無法無天吧？

文：楊渡

火燒島悲歌

【一】被遺忘的人

「你來看看這一則新聞！」一九八二年初夏，徐代德先生拿著《中國時報》，指著一則小方塊，坐在我的前方。我點了一杯曼特寧，他常常點紅茶。

「這是兩天前的消息，我看到了。」我說，「三十年政治犯，老天，這是真的嗎？關三十幾年，進去二十歲，出來都五十幾歲。這太殘酷了！」

短短約三百字的新聞，報導立法委員洪昭男與蘇秋鎮質詢：二二八事件過了三十幾年了，為什麼現在還有一群政治犯被關在牢裡？就算是無期徒刑，也該假釋了，為什麼還不釋放他們？警備總部的回答是：中華民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犯，絕無此事。

「你相信這是真的嗎？」徐代德先生問。

「政府雖然否認了，可是我半信半疑。因為關三十幾年，太不人道了。這政府總不至於這樣無法無天吧？」我直率的說。

「就我所知，這是真的。」徐代德先生注視著我說，「如果有機會報導，有人可以採訪，你要不要試試看？」他用客家人口音，一字一句的說。

徐代德先生有一頭厚厚的假髮。因為腦瘤開過刀，他的頭上有一道頗大的傷口，所以他不是戴著假髮，就是戴著帽子，年紀大約五十幾歲，農家子弟出身的客家人，個性非常敦厚，臉上常常掛著溫柔的微笑。

一九八二年開始，我任職於《大地生活》雜誌，透過主編汪立峽的介紹，我相繼認識「老政治犯」這個群體。徐代德是其中之一，當年入獄時才高中畢業，參加了讀書會，被舉發入獄。入獄後反而讀了更多的書，把日文修得更為深入，出獄後，便靠翻譯為生。後來娶妻生子，妻子很是賢慧，在新莊開一間幼稚園，於是他專心翻譯寫作，兼著當園長。

剛剛大學畢業的我只知道政治犯是一群被壓抑的群體，熱心民主運動，出錢出力，犧牲奉獻。徐代德先生就是這樣的人，為我們寫稿不拿稿費，帶我們讀書分析問題，還常常找我去他家吃飯，鼓勵年輕人上進。他們熱心熱血，傳承著公平正義的火種。

「如果有機會採訪到當事人，列出三十年政治犯的名單，政府就不能抵賴了。這是關鍵。」我毫不猶豫的說，「你能介紹這樣的人嗎？」

「你有這個勇氣嗎？這是很大的禁忌。壓力可能很大，而且要保密。」徐代德先生說。

「我不會怕，我會很小心，保守祕密，不會傷害到什麼人。但是，要能找到這樣的人。」我說。

「好。有一個關了很久的政治犯，非常了解裡面的情況。讓他來告訴你吧。」他隨即說，「他們被陷害過，非常小心謹慎，不輕易和人接觸。我先去問一問，他如果答應，我再來通知你。」

【二】老母親的眼睛

五天後，徐代德先生不曾預期的來找我，為了避免辦公室被竊聽，我們去外面的咖啡館。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說：「這個盧先生，在火燒島關了二十四年，長期關在一起，他了解每一個三十年政治犯的情況。你去找他談。連絡辦法是先打公共電話，見面再談。」

幾天後，我在盧兆麟先生的辦公室見到了他。

那是一家頗為知名的民間企業，他擔任財務方面的工作。他並未和我出去外面的咖啡館，而是在辦公室外的會客大堂裡。空空蕩蕩的空間，寬寬大大的沙發，我看他抬頭望去的眼神，沉靜而機警，猜想他應該是為了可以望見四方有沒有人走動，以避免被監聽吧。

雖然談的是如此敏感機密的事，盧兆麟先生並不激動，他沉靜淡然，聲音壓得低低的，以防旁人聽見，喁喁細談，有如說著平常的事：「現在先給你看一下名單，等一下再請你問問題。這一位是關最久的林書揚，他是麻豆案進去的⋯⋯」他指著名字，一個一個說下去。

空蕩蕩的企業總部會客大堂裡，頓時空氣凝結，午後的陽光，穿透落地大玻璃窗和深灰色的窗簾，像劍一般刺進來。時間流動，拉回三十多年前，大逮捕的年代，讀書會的青年，理想主義的青春，一個一個被逮捕，被禁錮，被涷結，在一個遙遠的燃燒的小島上。

我曾聽作家楊逵說過，當年剛剛關進火燒島的時候，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只有少數的居民、綠色的野生植物，以及環繞四邊的海洋。後來當局要他們像苦力一樣的四處開鑿石塊，搬回來，再用這石頭蓋起來，一日一日，圍起監獄的圍牆，最後，把自己關在裡面。

這樣的日子，他們過了三十幾年。除了他的家人還會惦念，甚至已經被臺灣社會所遺忘，他們的存在，甚至被政府拒絕承認。

「當年進去的時候，還是高中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三十幾年在裡面，如今五、六十歲，各種病痛纏身了。像這一位，有高血壓。這一位，有慢性胃病；還有這一位，精神已經有點問題了⋯⋯」

會客大堂太大？冷氣太強？夏日的午後太遙遠了？還是故事太冷血了？我只感覺全身寒冷。

「那麼，有沒有什麼人的家屬，他們還在等待，等待孩子回來。我可以去採訪，我想，應該要寫一寫家屬的心情吧。」我說。

「那麼，你得等我一下，等我連繫好了，再通知你。他們會怕。怕是有人再去陷害他們。」

「已經那麼悲慘了，還能怎麼去陷害？」我有點訝異。

「五○年代那時候，有些情治人員或者騙子，騙他們說可以幫忙脫罪，騙了家屬許多錢，有些家庭為了孩子，賣地賣房，傾家蕩產，最後都沒用。他們怕到骨子裡了⋯⋯」這悲哀至極的事，盧兆麟先生以淡淡的口氣說出來，讓我更為驚心動魄。

「我先去打一聲招呼吧。」他說。

政治犯謝秋臨的母親住在臺中市三民路一帶的小巷子裡，一間低矮的平房。門前種了一些花樹，低低的屋簷，一層層木板釘起來的外牆面，細長型的屋子，只有很小的客廳，入門處正中央供著神明祖先的牌位，前有一桌子，是祭拜、餐桌兼待客之用。

謝媽媽七十幾歲了，矮小的身子，謙卑的溫柔的眼神，像極了我的阿嬤。直到這時，我才驚覺三十年政治犯應該與我的父親年齡相仿，而眼前的老老的阿嬤般的人，卻是等待了、望穿了三十幾年的母親；等待了一生的眼睛，竟是如此溫柔，如此沉靜的憂傷。

她並不特別怨嘆，只是悠悠的說，當年那孩子從小愛讀書，讀了臺中一中（我的母校），像很多孩子一樣，喜歡打野球，就參加了野球隊（就像我小時候喜歡打棒球啊）。有一天參加野球隊的活動，不知道為什麼，就和其他的幾個隊員一起被抓了。後來聽說是因為參加讀書會，但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老母親拿著他年輕時候的照片，一個戴著帽子的高中生，微笑的面容，青春無畏的眼睛異常清澈的望著前方，彷彿天地都會被照亮。然而再沒現在的照片了。他的生命停留在歷史的一瞬，未曾歸來。

我的報導寫成兩個部分，一份名單，條列式的寫著姓名、年齡、入獄案由、現在身體狀況。這是堅堅實實的證據，有人名，有入獄的案件，有個人身體的現況，讓當局無法抵賴。另一則我用報導文學的筆法，寫著母親的心情。

為了怕報導被查封，我特地在打字過程中，努力保密，同時把製作好的版面，保留一份，交給當時《八十年代》的主編司馬文武，如果我們被全面查封，他們可以接力刊登。

刊登這一則報導後，雜誌因為常常遭查禁而停刊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暗夜傳燈人》，時報出版

作者：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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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地方，也是最好『傳燈』的所在」。

1949年，一百三十幾萬人因中國戰亂渡海來臺，當中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學人、藝術家，當時的臺灣社會，無計安置這些南渡衣冠，這些優秀讀書人藝術家只好下鄉求職，在各級學校講課謀生，就算最不濟的，也會擺一個書攤，租書賣書養家。這些來臺的學者文人為臺灣本就多元的文化，帶來了更多或濃妝或淡抹的色彩。這些在大時代裡漂泊的生命，在不同的場域裡，撒落一批又一批的種子，為文化的持續、深耕付出，成為戰後百廢待舉年代的文化傳燈人。

也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裡，政治成了當時社會的一種禁忌，白色畫成一筆恐怖，一個又一個為臺灣爭自由與民主的先行者，或在刑場壯烈成仁，或在火燒島低吟悲歌，或遠走他鄉自我放逐……他們用自己的青春與熱血，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點燃著引領後人前行的光，讓後繼者無所恐懼，堅定前行。

在《暗夜傳燈人》當中，作家楊渡以摯情的文字記錄那些在台灣各個角落，為這一塊土地、文化默默奉獻的傳燈人。他回想從齊治平、呂佛庭、李仲生、臺靜農、姚一葦、余紀忠、楊惠敏、齊邦媛、劉國松、林書揚、黃順興、陳映真、吳耀忠、黃永松到王晶文等人在他生命中的或啟發、或引導、或鼓勵、或陪伴，寫下一則又一則動人至深的生命故事，記錄下一個最壞也最好的年代。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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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輯：馮冠維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