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重的经济焦虑像不可预测的龙卷风横扫全球，在穷国和富国都留下了长串的政治动荡和暴力的痕迹。

遭受债务重压的肯尼亚上周爆发了针对增税提案的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死亡，示威者遭绑架，议会大楼的部分建筑遭纵火焚烧。

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燃料短缺导致居民排起长队，一名军队将领领导了一场未遂政变，他在一辆装甲车撞击总统府大门时说，有着经济学家背景的总统必须“停止让我们的国家更贫困”。

在法国，对低工资和不断上涨的费用感到愤怒的农民封锁了道路。数月后，极右翼政党在六月底举行的提前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的支持急增，把该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忌讳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的政党带到了权力的门槛边上。

虽然这些混乱的根源、背景和状况因国而异，但贯穿其中的东西很明确：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老百姓的购买能力下降，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下一代的生活将比这一代更糟。

结果是，在许多国家，面临严峻经济前景的老百姓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反击。

反击通常将矛头指向自由民主派和民主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阵营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相互助长，”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说。

近几个月来，经济担忧已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包括在波兰和比利时等经济稳定的高收入国家，以及在阿根廷、巴基斯坦、突尼斯、安哥拉和斯里兰卡等债务失控的国家。

上周五，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以肯尼亚为例警告称：“如果我们不能将斯里兰卡的经济稳定下来，我们会面临类似的动荡。”

即使在经济已被证明具有韧性的美国，经济焦虑也是让经常发表威权主义言论的特朗普有可能重新上台的部分原因。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选民当中，认为经济是大选重中之重问题的比例最大。

今年有60多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政治过程备受关注，选民纷纷通过投票来表达不满。

经济问题从来都有政治后果。不过，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在全球许多地方制造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目前各国正在爆发的骚乱奠定了基础。

大流行导致商业活动停滞、收入减少，制造了供应链混乱，引发了从半导体到运动鞋等各种商品的短缺。后来，随着生活恢复正常，工厂和零售商无法满足被压抑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这些问题，导致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食品的价格飞涨。

各国央行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但这反过来给企业和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尽管通货膨胀已有所缓解，但损害已经造成。物价仍然居高不下，在一些地方，面包、鸡蛋、食用油和家庭取暖的费用是几年前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像往常一样，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最严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被它们承担不起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随着利率上升，还债费用进一步膨胀。非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或教育支出的国家。

这让许多国家急于找到解决方案。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说，因债台高筑不能再借款的国家为了支付开销，本质上有两个办法：印钞或提高税收。“一个办法导致通货膨胀，”他说。“另一个办法导致骚乱。”

肯尼亚在今年6月偿还了20亿美元的债券后试图提高税收。那之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数千名抗议者涌入了位于内罗毕的议会。据人权组织的说法，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导致至少39人死亡，300人受伤。总统威廉·鲁托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撤回了包括增加税收在内的法律提案。

斯里兰卡的债务高达370亿美元，“那里的人民已不名一文，”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贾亚蒂·戈什说，她最近去过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她说，许多家庭每天吃不上三顿饭，父母无法负担学费或医疗保险，一百万人已在过去一年里由于电价和税收上涨失去了电力供应。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抗议者。

在巴基斯坦，面粉和电费上涨引发了一波示威浪潮，这场始于克什米尔的抗议活动现在蔓延到了几乎所有大城市。商贩们上周一关门歇业，封锁道路，焚烧电费账单。

“我们无法承受飞涨的电费和税收增加的负担，”在拉合尔销售药品的艾哈迈德·乔汗说。“我们的生意正在受到影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抗议。”

巴基斯坦对一系列国际债权人欠有债务，它想把税收收入提高40%，以争取从其最后的贷款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最高8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以避免违约。

没有哪个国家比阿根廷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规模更大：总计440亿美元。阿根廷的几代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对经济管理不善，为支付账单使用了包括印钞的做法，导致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高居不下。与2023年相比，阿根廷今年的物价已几乎翻了两番。阿根廷人现在购买房屋等大宗商品时使用美元而不是阿根廷比索，他们把大叠的100美元钞票藏在夹克或胸罩里。

经济动荡导致选民在去年11月将自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哈维尔·米莱选为总统，他承诺削减政府开支。他已裁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削减了公务员的工资，冻结了基础设施项目，他实施的紧缩措施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该国解决财政问题所要求的。在他执政的头六个月里，该国的贫困率飙升。

许多阿根廷人正在反击。全国性的罢工已导致企业关闭、航班取消，抗议活动堵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个月，在阿根廷国会外的一场示威活动中，一些抗议者投掷石块或焚烧汽车。警方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作出回应。几名反对派议员在冲突中受伤。

阿根廷前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表示，国家领导人重组沉重的政府债务时，受重组协议影响最大的是养老金减少、税率增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曾在2022年推动一项法律，要求阿根廷的民选国会批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任何未来交易。

“这里有一个代表和不满的问题，”古兹曼说。“这是个导致社会动荡的组合。”

即使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不满也在上升。欧洲的农民担心他们的前景，旨在抵御气候变化的新环境法规提高了生产成本，给他们的生计造成了威胁，对此他们感到愤怒。

总体而言，欧洲人觉得工资的购买力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欧洲的通货膨胀率曾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近11%，削弱了人们的收入。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欧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在未来五年下降。

希腊、葡萄牙、比利时和德国今年都爆发了抗议活动。今年3月，农民将粪肥撒在柏林郊外的高速公路上，引发了几起车祸。法国的农民焚烧干草，在尼斯市政厅外倾倒粪肥，在阿让的一家劳动监察办公室外悬挂一头野猪尸体。

如法国的农民联盟主席对《纽约时报》所说：“这可能是世界末日与活到月底之间的对抗。”

经济焦虑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居民、非技术工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宗教传统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极右翼政客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来推动民族主义、反移民议程。

而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让寻找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在没有抗议活动的国家，也在发生可怕的事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戈什说，“但抗议活动让每个人觉悟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