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舊金山東郊，老師們常說：「不要往你的耳朵裡放任何東西（除非是你的手肘）。」不管耳朵有多癢，我們都被告知不可以用鋼筆帽、2號鉛筆上的粉色橡皮擦或是棉簽去捅；這樣做可能會刺破我們的耳膜。

確實有這個可能——但我們老師說的卻跟我的中國外祖母做的不一樣。她移民到美國，搬進我家，在我父母工作的時候幫忙照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們叫她外婆，而她會把我們的腦袋舒舒服服地擺在寬寬的大腿之間，然後清理我們的耳朵。她的打理讓我認識了耳勺——這種又叫耳挖、耳挖器或耳刮的長柄刮勺，是亞洲家庭的常用工具。

傳統耳勺可以由銀、銅、塑料、竹子或其他光滑堅硬的材料製成；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就藏有一件精美的清代翡翠髮飾，可兼做耳勺。我已經記不清外婆的長相，只記得她坐在自己卧室裡的樣子——我記得那裡的燈光，燈罩上皺巴巴的透明塑料，以及梳妝台上她那瓶玉蘭油(Oil of Olay)護膚品——她讓我們感受到了珍愛。

我知道，外婆的其他習慣可能會讓我們的白人鄰居覺得奇怪或反常。她把肉掛在我家車庫的房檐上風乾，手裡握著核桃以保持手指的強壯靈活。她還愛看《價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我們會跟著主持人鮑勃·巴克爾(Bob Barker)一起喊「一輛新車！」——這是她能用英語說出的短語之一。最後，到我八九歲的時候，她就搬到南加州和我姨媽住在一起了。

後來在我的少女時代，我又開始清理耳朵，這次是用髮夾。雖然我知道這是被禁止的行為，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淺色碎屑弄出來。我挖出來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乾蘑菇，手指一捏就會碎。那感覺就像打出一個巨大的噴嚏一樣滿足。

我斷斷續續地保留了這個習慣，只要手邊有髮夾就挖一通。我總是一個人的時候這樣做；不想被分心，而且清理耳朵感覺就是件很私密的事。在宿舍裡，我一挖完耳朵就開始剪腳趾甲。但我不想說這是一件苦差事。隨著時間推移，我開始把這一行為當作某種更深刻的東西：一種冥想的形式，一種專注的修行。你必須全神貫注，在這個慾望不斷蒸騰的世界全身心地活在當下。

幾年前，我意識到自己應該用上更合適的工具，就在網上買了一個。它有我的手掌大小，暗色鋼材象徵著簡單而古老的實用，我把它放在了首飾盒的最上層。每隔一週左右，當癢感——或好奇——來襲，我就會用它挖耳朵，但對我的雙胞胎兒子就沒用得那麼頻繁了。

這是在培養一種親密的信任，因為成年人的耳道只有一英寸長；而孩子的耳道則因年齡和頭部大小而異。薄薄的皮膚布滿神經末梢和血管，動作必須緩慢而細膩。

我的小兒子比他哥哥晚出生26分鐘，他會說我下手總是太重。曾經，在清潔耳朵的時候，他會忍耐，隨後，我們兩個人會觀察我挖出來的東西，每一片都像飛蛾的翅膀一樣脆弱。現在，九歲的他拒絕了我。他像拍一隻蚊子一樣把我拍走，如果我試圖將他的頭擺在檯燈前，他會很生氣。他更願意看影片，看如何在「我的世界」(Minecraft)中製造核武器，或者為他的檸檬水和鬆餅攤制定商業計劃。

他繼承了我的乾耳垢，東亞人通常會產生這種耳垢。它與濕耳垢截然不同，歐洲和非洲人後裔通常分泌一種像花生醬一樣稠的耳垢。我從來沒有試圖用這種方式來為他哥哥挖耳朵；他遺傳了我的白人丈夫的耳蠟膜，挖耳勺沒有效果。

耳鼻喉科醫生強烈建議人們不要挖耳朵。但是即使很清楚這一點，還是要挖，這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從我第一次開始清潔耳朵起，幾十年後，它似乎仍然隱約像是違規行為，就像抽煙一樣。然而，它也讓人感覺良好且高效，類似於我在韓國澡堂的體驗，在那裡，澡堂大嬸用力給我搓澡，搓出成卷的死皮。我以厭惡、痴迷和自豪的心情看待這些碎屑：它們是我生產的。